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佛教典籍共分为经、律、论三藏。“藏”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当权者一直对此很着迷，有些皇帝就是忠实的佛教徒。为此他们极大地提高了佛教的普及度和建筑支持度。

杜牧曾经有这样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极言南朝寺庙之多，其实南朝的寺庙数量远远多于诗中所说的四百八十座的。史书记载北朝寺庙又比南朝多出许多，北魏末年境内的佛寺多达三万余座，僧侣、尼姑多达二百多万人，就单单是洛阳一地，寺庙就有一千三百多座，可见当时佛教的繁盛程度。

为何佛教在中国会如此的繁盛？中国文化经历数千年积淀打磨，逻辑完整缜密，自成体系。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形成了高浓度的文化氛围，严严实实地填满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

佛教产生在印度佛法在诸子百家，与中华文化的腹地隔着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作为一种纯粹陌生的异域文化，面对这个强大的高浓度的文化大国，本不可能有它插足的余地，居然能够浩荡地进入，快速地普及，并且千年不衰，这实在是个谜思。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历经数百年的演变，至南北朝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佛教寺院群起而立，达官贵人舍宅为寺为一时之风。到了梁朝武帝萧衍的时候，即公元六世纪前期，弘佛的力度及信佛之虔诚更是登峰造极，《南朝寺考·序》记载：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仅京城内寺院就有700余座。

梁武帝身体力行，四次舍身出家，脱下皇帝的服装，穿起袈裟，到寺庙里面去服役。然后让朝廷出钱，把自己赎回，借此让佛寺得到资金上的补充。梁武帝倡导了“禁断肉食”，后世汉地佛教的素食戒律即由来于此，而非源自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印度的佛教戒律里没有素食要求，但是要食用三净肉。三净肉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眼不见杀，既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凄惨景象；二是耳不闻杀，既没有听见它惨叫的声音；三是不为己所杀，既不是为了自己想吃才杀的。

佛教在唐朝时期达到发展的鼎盛，其盛况在《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中可见一斑，为了传播佛学经典，唐皇不惜花重本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的僧人。唐太宗崇奉佛教，而且很多皇帝都跟随了李世民的这一信仰供奉佛教为国教。

壮观的洛阳龙门石窟也是对佛教盛况的最好佐证。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

佛教鼎盛时期，不仅全社会崇尚佛教，许多达官贵人更是以和尚交朋友为荣，崇尚佛教就像我们今天追星一样。很多有权有势家庭的妇女定期到庙里施舍、礼佛，寺庙成为女性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佛法在诸子百家，以至于古代文学作品中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是在这个场景里发生的。

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古代上至帝王、达官显贵，下至普通民众的信仰与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