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家的百家争鸣,可以算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大的看点,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表面上来看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对于土地、人口等社会资源的争夺,但是背地里实际支撑的其实是诸子百家的不同思想。
因为思想其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与其根本的治国方针,与基础政治制度是有根本联系的,一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怎样的相对应的治国政策,在一直以来的历史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是如此。
后来,大秦帝国一统天下,将法家思想钦定为帝国的正统国家意识形态,所以,秦朝所推行的是严刑酷法,是依法治国的理念,虽然,大秦帝国当时的依法治国与现如今的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法”绝对是秦朝维护国家秩序的根源。
之后,大汉王朝成立,在初期推行黄老学说,所以,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无为的状态当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此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汉朝的正统国家意识形态,随之汉朝的整体政治方针也出现了变化,所以,其实百家的思想是暗中各大势力群体所争夺的所对抗的。
诸子百家争斗,思想不同,但目的实质相同
那么,诸子百家之间的争斗,又来源于什么问题呢?对于诸子百家来讲,他们的根本目的其实都是一致的,都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好,都是想要拯救当时混乱的社会,或者想要还给平民百姓一个安稳和乐的生活,而他们的行为和学术,也都是向着这方面而发展前进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解决的其实都是同一种问题。
但是,区别在于,他们对解决问题之后的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梦想,我们本篇文章就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梦想,到底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表现的?
从春秋时代入手进行分析
春秋时期出现过五个霸主,后世称之为春秋五霸,也叫五伯,人们对于这五个霸主的说法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一定有较大的实力,拥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诸侯当中最牛的人,而他们的国家也先后是当时的时代里最强的诸侯国。
所以,霸主或者霸道来的顾名思义,就是称霸之道,称霸之后的君主,或者说,是他们的“大国崛起之道”。而由此来看,无论是“崛起”还是“称霸”,他们的目标都在于在一个时代的诸多国家当中成为强者,成为能够统领其他国家的对象。
或者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无论是引导一个时代的格局走向也好,还是创造不同的历史进程道路也好,总之,他们要成为的是至强者,但是却不是唯一者。
所以,春秋时代会先后出现不同的霸主,而无论是哪一个霸主出现,必定是称霸一方,必定是打压的其他诸侯国抬不起头,是一个时代里面最无可匹敌的君王。
这是春秋时代的争霸,也是不同的思想开始迸发火花的开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王朝对于整个天下的控制权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在此之后,时代开始不断的进步,如同与春秋五霸这样的霸主越来越多,所以,霸主与霸主之间的争斗也开始日益复杂。
之后我们再来看战国时代
实际上,到了战国时代的时候,发展的方向已经变了,因为从韩非、商鞅等人的实际做法和学术理论来看,他们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真实图谋是不同的,我们上面说过,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想要做的是称霸一方,成为领头者,成为超级大国,成为最强者。
但是像商鞅、韩非等人的想法,却是希望辅佐君主成为唯一者,就比如商鞅变法,我们单从商鞅变法的结果来看,它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仅是秦孝公时期的“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并不是秦国陡然崛起成战国时代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也并非只是作用在秦孝公一个时代的变法,反而是秦国整个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
换句话来讲,商鞅变法在整个秦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体现,后来,无论是哪一位秦国国君,无论是哪一位秦国臣子,都没有脱离过商鞅的国家体系,所以,商鞅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辅佐秦国达到一统天下的境地,创造一个四海为家的大秦帝国。
而韩非的理论也是如此,也是希望国家能够发展为一体,也是希望能够四海一家,所以,秦始皇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齐桓公、晋文公只是称霸一时的霸主,他们所创造的诸侯大国,也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超级大国,而他们自己也仅是一方强盛的诸侯而已,可秦始皇却不同,他是君临天下的“独主”,而他所创造的帝国意味着整个世界,意味着整个天下。
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也正因如此,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来讲,他们所创造的霸主时代,仅仅是春秋年代的需求而已,而当时代发展到战国时,霸主、超级大国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既然如此,那就需要进一步发展,而发展的过程中,也渐渐地增强了时代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在战国时代,整个社会历史出现了大面积的资产重组,所谓,资产重组就是诸侯之间的相互争霸,以及大夫与大夫之间的相互兼并,其实,在战国年间并不只有诸侯之间才有矛盾,也并不是只有诸侯才掌握着实际权力。
事实上,整个周王朝的统治中,周天子是最为虚无的阶层,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周天子掌握国家的权力最强,他的能力也应该最大,但实际上,周天子的权力来源于诸侯。
也就是说,只有诸侯听取周天子召唤,那么,天子才有能力做他想做的事情,但如果诸侯不听王命,那周天子只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所以,后来当诸侯都不听王命之后,周王朝也就逐渐衰微了。
而除了周天子,诸侯是最大的实际权力所有者,他们拥有人口、土地、军队等等各方面的资源,也拥有在自己封地上的自治权,是真正掌握国家发展命脉的人,而在诸侯之下还有大夫,大夫其实可以看成是“低配版”的诸侯,他们在国内也是拥有实际权力的,所以,西周分封制的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其实指的就是天子、诸侯和大夫之间的权力关系。
因此,当周天子,对诸侯国控制权不断衰弱之后,诸侯开始谋取其他诸侯的土地和人口,而国家内部的大夫也开始出现兼并战争,淘汰弱小的、落后的,建立统一的、强大的,这其实就是一种资产重组。
打破了原先已经存在的格局,破坏掉原来应有的平衡,各种势力开始重新洗牌,不再遵奉西周时期订立的阶级制度,也不再遵奉周天子,各方都开始进行实力上的真实比拼。
而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的权力最高峰的周天子,就只剩下了一个天下共主的名号,他实际上已经管不了那些越来越壮大的诸侯了,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有人,来摆平天下,来达到天下和平的目的,来维护所谓的和平与秩序。
那么,又由谁来充当“外来人”的角色呢?
这个众说纷纭,有人说要由能力最强的人,有人说要由最为盛名的人,但是实际上,天下是谁来管理?其必定是由权力最大的,或者说实力最强的人,表现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些越来越强盛的诸侯,而他们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霸主。
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他们名义上是来维护世界和平,就像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国际警察一样,他们并不是世界之主,在那个时代,要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也需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
就像现在某国家(美国)想要对弱小的国家发动战争,也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一样,而这就必定会导致矛盾和冲突。因为,在这个时候,同一个世界之下,其实就开始分裂出不同的势力分支了,而这些分支也渐渐地形成自己的稳定发展体系,开始在整个天下划归不同的势力范围,这也将诸侯之间的战争推向了白热化的阶段。
春秋战国时代,先后出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心
第一个是拥有天下共主名号的周天子,另一个则是作为诸侯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在这里面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必然是地位最为崇高的,所以,他被称为是“至尊”,是大家都必须要供奉尊敬的人。
而后者的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则是实力最为强大的,毕竟他们是一方霸主,是超级大国,所以,这些人是至强者,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地位最高的人不是实力最强的人,而实力最强的人,又不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天下出现了两个中心,这能不产生混乱吗?
当然不可能,所以,当时的天下有矛盾,有撕扯,有混乱,也有断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个诸侯国的梦想都是不一样的,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就算是不能够把握各大诸侯国的行动权,但是他们至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名分、体面、尊严等等。
尊王攘夷其实就是“称霸”
然而,作为实际上的诸侯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却并不想给予周天子这样的尊严,他们只是在想,如何趁机把自己做大做强,所以,他们不停地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不停的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打出“维系君臣关系,维护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尊王攘夷),却做着“扩大势力范围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打击竞争对手,争夺世界霸权”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维和行动从名义上来看是尊王,从实际来看却是称霸;而那些跟着诸侯霸主起哄的小国家,他们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因为国家实力确实太过弱小,而无法在天下环境中立足。
所以,他们跟随着这些诸侯霸主,其只不过为求自保;而有的人则希望能够风水轮流转,就算不能够比得上大哥的地位,那至少也要掌握部分权利,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同床异梦”,打着自己的小心思;而这也就是在同一个世界之下的不同问题。
那么,诸子百家的目的又在何处呢?
对于诸子百家来讲,他们都面对着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目的也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都认为这样下去不可行,而且必须要进行改正,所以他们共同思考了“中国应去往何处”?
但是他们的答案却不同,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梦想不同;当孔子看到混乱的社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克己复礼”,希望中国能够像从前的西周一样,在阶级的引导之下平静的发展。
而墨子则是想搞改革,希望人们兼爱,希望人们成为行动派,也希望人们能够成为圣明的人而不是为利益追逐的人。
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干脆全盘否定了封建制度,全盘否定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现状,直接希望回到原始氏族社会的生存过程中。
而法家则是希望走向新的未来,通过新的方式和手段建立更好更完美的社会。所以诸子百家对于解决问题之后的世界的梦想是不一样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争论。
结尾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漏洞,而要想中国社会能够安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漏洞,所以,作为组成社会的主体,人在利益追逐的过程中很难自我停止,因此,需要某种思想,某种制度来作为约束的方针。
在当时那个时代里,提供这些方针的人就是诸子百家,不过,诸子百家的思想却又不能完全统一,自然也就会有着这样那样的行为冲突。
而这其实也就从侧面说明了统一的重要性,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最大争端,并不在于资源的争夺,而是在于思想的摩擦,思想不同必定会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现实社会中所谓的不理解。
而不理解就会出现矛盾,有矛盾就避免不了冲突,如此就要用这样那样的行为,去解决矛盾和冲突,就会导致现实社会越来越混乱,所以,如何统一思想,或者如何在多种思想当中达到求同存异的目标,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毕竟世界上存在着上百个国家,存在着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零零散散地遍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却又不可能各自生存,互不相干,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更不可能老死而不相往来,不可能相忘于江湖。
所以,任由其发展必定不可取,只有通过思想碰撞而达到求同存异,才能够让现实社会越来越好。而诸子百家所做的正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选择最恰当思想行为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才让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才给了后世多种的发展可能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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