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儒、法、道、墨、兵、农、名、阴阳、纵横、杂家等十一家，有名有姓的（包括师傅与徒弟）约百十人。要了解各家谁最有用，先来看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先从道家说起。道家的思想家老子、庄子都是做官的，他们是官场中那种“闲官”，即不太锐意进取、求得晋升与政绩，而只是安于日常工作、但热爱思考的人。官场的俸禄给他们安身之所，摆脱了衣食之忧，也给了他们大量的玄想时间，他们是官员队伍中好学深思的那一类人，因而，所思考的问题玄远缥缈。

道家，本是官场中的“闲官”，但也是官场中的“揭秘者”，他们揭出的“秘密”可以被进入不了官场的人当作批评官场甚至另建一个“官场”的武器，也可以视为一种纯客观的“知识”。

至于汉代以后出现的“道家”（太平道、五斗米道等）以及更晚时出现的道教，其思想来源更为博杂，有先秦道家的东西，也有先秦儒家、兵家、阴阳家的东西。那也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正式权力组织之外的“备份权力组织”或“亚权力组织”，乱世聚集群众、自立为王；治世则在正式权力机构缝隙间控制市井社会、是政府权力之外的“秘密社会”，今天有时称之为“黑社会”，它是有功能的，如维持市场交易的公道，解决医生药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等问题。

这个“职业”群体依然如古代一样，吸纳那些想进官场进不了或者被官场淘汰出来的人。

儒家，本是一个给别人家帮忙办丧事的职业班子，想必还承接一切有关祭祀的业务，如家族的祭祖活动、村里的祭社活动等，大一些的“单子”也接，比如某一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最大的“单子”是国家给的，是给国君办理祭祀业务。儒家有特定的冠冕服饰，那是他们在祭祀活动时穿戴的“工作服”。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对古代的祭祀礼仪了解比较多，儒家的经典《周礼》《礼记》就是这么来的，这些通过儒家弟子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所谓古代礼仪在古代（如西周）是否真的存在过，大可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经过后代儒家弟子的修改，有些是完全的杜撰。

正是因为帮助贵族大官（卿大夫）甚至国君安排祭祀事业，儒家的人有机会接触国君和大官，也有机会了解政治，这种地位激发了他们的从政热情，而他们的政治视角也是从礼仪、仁（亲亲）开始切入的，因为他们最熟悉的就是人们怀念亲人的感情，他们认为这是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从职业的角度看，也只能这么认为，不这么认为他们生意的基础就没了），这是“仁”的基础。他们对繁文缛节的“礼”“乐”形式的热衷，多少带了些职业病，且也只能以此作为和官府打交道的“中介物”，官府是因为他们是设计祭祀活动的专业人士才和他们打交道的。

孔子的出现，对儒家的地位是一种革命，他对政治有强烈的进取心，他引领着这个本来只是帮忙搞祭祀的专业团队自己想参与政治，获得权力，而他们能给执政者提出的最主要建议就是他们所熟悉的“仁”与“礼”。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已经不再接日常业务的“小单子”了，而是一门心思从政，追随他的是这个职业群体里那些和他一样、不甘心一辈子只是在某个祭祀的场合装神弄鬼的青年人，他们组成了一个谋求官位的职业集团，四处游说，这种游说是有效果的，很多人留在各国的官府，当了不大不小的官，没当官开始办学，培养后继人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中期，坚韧不拔的儒家终于盼来了他们黄金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儒家知识，儒家成了唯一获得皇帝“册封”的学派。此后，他们全体“转正”成为正式的官员，儒家办的学校，也全部成了官员预备学堂。这时候，他们自己已不再提及当年给别人办丧事、当吹鼓手、“干哭活儿”的往事，而以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形象面世。

法家，也是个职业群体，是专攻衙门法律行政事务的人诸子百家儒家知识，当时各国的大官如卿、大夫是世袭的，具体办事的小吏也有世袭的，小吏中间就传承着各种法、律、术的经验与知识，所谓“刑名术数”之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很多办理实际行政、法律事务的“师爷”也是家传。“家传”只是在体制外准备的后备军机制。先秦法家、汉朝那些专治法律的酷吏、一直到清代各级衙门的“刑名师爷”，都是吃这碗饭的。

墨家，是手工者，制造各种工具、器械，小的是农具、兵器，大的就是云梯、城墙，凡是打仗，就要准备后勤、兵器以及作战时的土木工程，就要征召这批人，他们也是凭这身本事可以为“对方”搞一些“沙盘作业”“兵棋推演”之类的，久而久之，发展出“非攻”“兼爱”的思想。

兵家，是职业军队的候补人员，那些自负有指挥才能的人要么不当兵，要当兵就当指挥官，在当兵前，精研作战理论（兵法），然后到各国去碰运气，看谁直接任命自己当将军，而且是上将军。

农家：自然不用说，农民是最大的职业群体。

阴阳家：搞天文历法、星象、医学的那帮人，也算是个职业群体。

纵横家：搞公关、外交的那批人。

杂家：杂家其实不杂，主体成分是商人，开始是卖酒、贩卖各种货物、以及煮盐制铁的商人，再宽泛些，城市工商业者。

那么为什么说，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诸子百家最实用的竟然是墨家了？墨家有工程师的聪明与智慧、有只服从客观真理的冷酷与决绝、有理想主义的献身激情，也许正是这些英雄主义的英雄气质，墨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使墨家成为一时之显学。

在战国那个各国只为自己而战的时代，墨家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试图以一己之力，建立起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当然是乌托邦，所以，他们失败了！

他们不仅失败了，还被后世的历史冰冻了两千年之久。幸好，墨家有比较完整的文献流传，这就是《墨子》。《墨子》一书，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先祖在科学上曾达到过怎样的高度！在公共理性上曾经达到过多高的境界！墨家学说是最具现代文明气质的学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墨子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十分“西化”，他提出“君，臣民之通约也，君，以若民者也。”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国君的存在，是人民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国君是和人民一样的普通人。”梁启超据此称墨子具有卢梭和洛克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信哉斯言。

墨子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古代也有和西方科学家、思想家相同的思想与学说。当然，和古希腊相比，墨子在中国先秦只是个少数，只有这一家，而古希腊思想家绝大多数都是像欧几里德或亚里士多德一样思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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