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面讲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该书记载叙论了墨翟、禽滑厘、宋钎、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哲学思想。
可以这么说,《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滥觞,是研究周秦学术思想的关津。后代学者系统而专精地对《庄子·天下篇》注疏者,有五家最为卓出,即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和谭戒《庄子·天下篇校释》。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的一段话,非常适合评价《庄子·天下篇》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灾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人典冈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干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二、唯物主义和天人合一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哲学还出现了最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文字则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中国哲学里的“天人合一”,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讲的是先天本性相合,回归大道,归根复命。这里的“天”代表“道”、“真理”、“法则”。“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而且作为一门哲学思想,它更是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不过,“天人合一”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观念。在世界很多高级宗教中都有这种思想,并且有详细系统的修行方法。儒、道、释三家均有阐述,他们共同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解释纷纭,莫衷一是。古人认为,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则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诸子百家诡辩代表,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黄帝内经》也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
《内经》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黄帝内经》天道观的目的所在,其“天人相应”学说有两方面 :
第一,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第二,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三、先秦诸子百家学说
诸子学说,其实在春秋后期已出现,至战国中期,才出现百家争鸣,众多学说纷呈的局面,为中华文明和哲学思想奠定了宽广的基础。
诸子学说的兴起,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本来的贵族政治体制,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这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同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于是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认为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先秦学派众多,号称“百家争鸣”,可以用“诸子学”概括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形态。其实,先秦的主要学派,大体上就是司马谈所概括的六家,即阴阳、儒、法、墨、道、名。其中后五家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
在五家之中,法家专攻政治哲学,名家专攻逻辑哲学,皆为专家类型;只有道家、儒家、墨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流派。三家的哲学思考,皆围绕哲学天人之辩展开。
(司马谈,约前165年—前110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为汉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太史公。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因为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所以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父司马喜,子司马迁。)
四,道家、儒家、墨家
1、道家
道家哲学是中国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道”这样一个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推倒了传统天命观念的权威。他率先树立理性的威信,开启了哲学的时代。
老子的思考方式,可以概括成天道学进路。天道是一个哲学的理念,它推倒了天神的权威。有了天道的观念,意味着世界和人皆不在天神的支配之下,天神不再是世界和人的主宰者。按照老子的看法,宇宙的最高法则是大道,天神不具有权威性。大道与天神相比较,“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这意味着,大道比天神的权威更大、更悠久。只有大道堪称宇宙万物的本原,并且具有不可追溯的终极性。
至于天神,即便有的话,那也是儿子辈分,顶多算是大道之子。大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宇宙万物的最终依据。老子提出道的观念,标志着中国人的哲学理性已经觉醒。
老子告诉我们:应当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能再用神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只有大道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根、本体。老子创立的哲学,可以叫作天道学。
历史上,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一部《道德经》,以儒道为根基的华夏文化将会失去“半壁江山”。老子哲学的问世,宣告哲学对于神学的胜利,揭开了中国人精神历史的新篇章。
2、儒家
儒家哲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于公元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起初,儒家仅属诸子百家之一,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汉代起却得到朝廷独尊,成为官学与国教,掌握文化教育与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两晋南北朝和唐代,儒家与佛、道二家并称三教。儒学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继后经宋儒重新阐释,形成理学,发展心性之学后得以重振声势,伦理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并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为东亚一大学术思想体系,在朝鲜尤其深入民心,其流布较在中国本土更为普及。
儒家尊崇孔子为圣人,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朝鲜李退溪、日本山崎暗斋等等大儒加以发扬,历久而犹新,对东亚政治文化与道德教育都有重大贡献
儒家选择了人道学进路。道家抓住“天”这个环节,为中国哲学发展打开了一扇门;儒家则抓住“人”这个环节,打开了另一扇门。儒家把哲学思考重心由“天”转到“人”,实现了对于道家话题的转换。
孔子以“人”为切入点,开辟了讲哲学的另一条进路。老子把人从天神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而孔子把侧重点从天道学转到人道方面,重新认识人,重新解释人,把道同人相联系,强调道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且人是道的主动的弘扬者,而不是被动的遵循者。他关于人与道之间的看法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在道的面前,人具有主动性。孔子从人自身寻求人道,用理性的考察方式取代了神学的考察方式,走出原始宗教的藩篱,也找到了哲学话语。从对人道的彰显反映出,他也达到了哲学意识自觉的水准,完全可以与老子比肩。他们共同夯实了中国哲学的根基。
3、墨家
墨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流派,诸子百家之一。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墨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右派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曾与儒学分庭抗礼。
墨家选择了人天学进路。他们也在寻找突破传统天命观、建构人道学说的路径,与儒家有同也有别。孔子从“人”的角度入手,把“人”与“道”相联系,很少同“天”相联系;墨子既谈人,也谈天,找到讲哲学的第三条进路,即人天学的进路。
墨家对“人”有更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劳动。从这种人道学观念出发,墨家自然不会认同传统的天命观。在传统天命观的视域中,人是被动的,只能由天神来摆布;而在墨家的视域中,人是主动的,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不必等待天神的恩赐。墨家以独到的思路突破了原始宗教的藩篱,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人,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哲学意识的自觉。为了提升“圣王之道”的权威性,墨家才不得已从人讲到了天,用神学的外衣把理性主义内容包装起来。墨学主要讲的是哲学,而不是宗教。
此外,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逻辑学体系,全球三大古典逻辑体系之一,其代表作是《墨辩》。墨家逻辑主要以三物论为住,三物分别为故、理、类。墨家把推理称为“说”,《经上》曰:“说,所以明也”;《经下》云:“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小取》中还提到“或、假、效、辟、侔、援、推”七种推理形式。
近代有大量学者如钱临照钻研《墨经》,发现《墨经》几乎涵盖了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内容。胡适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这正是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贡献”。
=== 未完待续===
(花生余,26/10/2019,香港)
【附录:孔子、墨子、老子与名辩】
1、孔子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
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
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2、墨子
墨子,子姓,墨氏,名翟,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人,稍后于孔子。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着《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
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3、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
传说老子出关时,函谷关守关官员关尹,夜观天象,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老聃与之见面后允诺,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道经》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
《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
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4、名辩思想
名辩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
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诸子百家诡辩代表,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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