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著作最多的温州人郑振铎(左二)1921年3月与沈雁冰(前右)、沈泽民(左一)和叶圣陶(后右)初次见面后留影。图片选自《温州老照片》

温州网讯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涌动着除旧布新的热潮。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民主与科学得以提倡。出版的书刊，从内容到形式，趋新求新。19世纪五十年代，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相继传入中国沿海主要城市。地方上印书，晚清多采用传统木刻，20世纪初石印增多，如1919年，在温州编辑印行的《救国讲演周刊》，即采用石印方式。而1920年，姜琦、郑振铎等人编刊《新学报》，三期都在北京、上海铅字排印，面目一新。新旧交替的过渡，从书本印刷的形式，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

自1912年至1949年，38年间的温州著作，《温州市志》统计的“著述”，有238家744种。其实，这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需要说明，其中，晚清孙诒让、黄绍箕等人的部分著作，写于清代，印行于民国，《市志》以清代计入，以“著”的视角来划分计算，是有道理的。但严格意义上的书，有些情况还是需要考虑的，如杂志抽印本，是一篇文章；50页以下，一般叫做小册子；稿本或抄本，是文化遗产，但并没有印刷发行，未得以传播。因此，以“出版印行”的视角看，民国温州著作品种的实际总数要少于744种。当然，近年来又发现了相当一部分，可以补进去。我重新统计的结果，只能得出一个大致数，有240多家，700余种。

图书编著亮点多多

民国时期，出版著作最多的温州人是郑振铎，著、译共有50多种。单本书印刷次数最多的其中之一是李锐夫(李蕃)编著的《三角学》，1934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经教育部审定后，作为高中教科书，自1936年12月到1948年5月，审定本印刷了97次。还有郑振铎的译作《飞鸟集》和《新月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名著推荐，至今还在印行。刘绍宽等人编纂的民国《平阳县志》，被誉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蒋叔南以照片为主，编图文本《雁荡山》三集，入中国名胜第十种，助推雁荡山旅游开发。苏渊雷自办出版社。叶溯中在正中书局任职，组织了一些温州人写书，使得许多温州人的著作得以出版。写作早而出版迟的，如：“高陶事件”亲历者高宗武的回忆录《日本真相》，中文原稿写作于1942年5月至1943年2月，藏于美国，近年由夏侯叙五整理注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英文翻译本完稿于1944年8月，也藏于美国，近年整理为《深入虎穴：高宗武涉日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5月版，又修订为《高宗武回忆录》，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电子版图书越来越多，而民国时期印刷的图书，因为战乱和文革，极其稀少，各地专题博物馆大量兴建，印刷本的图书也成为了一种文物。最为精美的书除《永嘉区艺术展览会书画纪念册》(一名《瓯雅》)外，当数1948年在上海印行的张光女士的画作《红薇老人书画集》，8开本，线装，珂罗版印制。黄群先生的《敬乡楼诗》，1947年石印本，当为书中极品之一。由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顾廷龙先生整理并手书，写了20多天，写在药水纸上直接上机石印。抗战中用土纸印的书，至今有些已无法翻看，而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大学丛书”，如郑振铎《文学大纲》、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洪式闾《病理总论》等，小16开本，精装，用纸十分考究，插图绘制精美。

质量上乘至今重印

民国时期出版的温州著作，至今还在重印的，如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在他的《中国商业小史》的基础上重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不到一年，已经5次印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收入“民国丛书”，影印再版，多个出版社影印或重排出版。

收入“民国丛书”的温州著作有20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和《历史论》；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基督教与文学》；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苏渊雷《易通》；赵超构《延安一月》；高觉敷《现代心理学》；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朱芳圃先生在温州写作的《孙诒让年谱》；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群经概论》《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周先生注释的《经学历史》(皮锡瑞撰)，新中国成立后一印再印，收入“民国丛书”，2011年收入“中国文库”，2012年作为大学用书，简体横排再版。

当年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民国温州著作有34种(清代方成珪、孙诒让等撰的古代著作未计入)。近年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的有王书林《心理与教育测量》、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高觉敷《教育心理》及黄绍箕《中国教育史》。陈怀著作《清史要略》和《中国近百年史要》，收入“民国文存”丛书。

另举一例，梅祖芳(梅仲协，1900—1971)，永嘉城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民法学家。早年在北京读书，又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33年后在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东吴法学院、建国法商学院等校执教。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民法教授，被誉为“民法三杰”之一。他的著作《民法要义》，1943年重庆初版，多次重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6月新版，收入“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2004年1月再出修订版。另一著作《法律论》，1943年重庆初版，1947年再印，收入程波点校《法意发凡——清末民国法理学著述九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不少著作者不到三十岁

温州人勤勉，不断修订著作，如吴襄编著《生理学大纲》竟至修订六次。最初是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一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利用课余时间写作而成，1947年7月初版，1948年11月修改出第二版后，被广泛使用。印行该书的有医务生活社、西南医科大学、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商务印书馆等。作者第三次修订后于1953年10月出第3版；商务印书馆1954年12月出版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月上海新一版；1987年5月第五次修订版，至1993年11月出第六次修订版。而同一作者一年中连着出书三种的有俞爽迷，1936年编著《图书馆学通论》、著《图书流通法》、编《新闻学要论》；董每戡，1949年著《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简史》。

温州人挺有才华，不少人不到30岁就出书。如叶永蓁在鲁迅的支持下，21岁出版小说《小小十年》，洛雨21岁出版《壁字》；陈楚淮22岁出版剧作《金丝笼》，王剑生22岁出版《几何学ABC》；金溟若23岁出版小说《残烬集》，郑经生23岁出版《劳生六记》，陈正祥23岁出版《西部亚洲地理》和《日本地理研究》，第二年又出版《印度地理》和《南洋地理》；蔡庆宪24岁出版《经济思想小史》和译作《世界经济史略》，洪瑞钊24岁出版《革命与恋爱》，杨奔24岁出版《描在青空》，金江24岁出版诗集《生命的画册》；刘叔扬25岁出版翻译萧伯纳的剧著《一个逃兵》，李锐夫25岁出版《日球与月球》；洪式闾26岁出版《病理总论》中、下册，28岁出版译作《病理各论》，都进入“大学丛书”，十几年中不断重印，张淼26岁出版译作《战后欧洲土地改革》，洪焕椿26岁出版《怎样利用图书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名著推荐，陈灼如26岁出版《晚宋民族诗研究》；林尹27岁出版《中国声韵学通论》，苏渊雷27岁出版《易通会通》，张肇融27岁出版《国际问题》，张禹27岁出版《台湾二月革命记》，潘澄濂27岁出版《伤寒论新解》，27岁的唐湜，出版诗集《骚动的城》，第二年又出版长诗《英雄的草原》；汪远涵28岁出版《现代国际知识》，姜庆湘28岁出版《中国战时经济教程》，陈适28岁出版《人间杂记》，吴景荣28岁出版译作《轻艇歼倭记》。赵瑞蕻出版《红与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也不到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