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显得平平无奇。“余生同治癸酉正月廿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年。

今年是梁启超150周年诞辰，一场纪念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在其研究者和后人的回忆中，一个更加血肉饱满的梁启超，穿过历史，风尘仆仆而来。

与很多同时代人相比，梁启超显然属于生命力特别长久且旺盛的一位。这里说的不是他的岁数——他1929年去世时，还没来得及过56周岁生日——而是指他对后世的影响持久且强大。

后世对梁启超有很多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不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看来国学常识重要性，若从根本而言，只有“启蒙者”这个称号对他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无论面对的是士绅阶层还是青年学生，“开通民智”始终是他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但多数是现代国民所应了解的“常识”。

▲2023年2月23日，北京，“前哲垂范文津日新”——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配乐朗诵音乐沙龙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蒋启明 摄

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变革呼声国学常识重要性，抵达并影响到社会大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启蒙”。而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国民常识”的普及，则更为准确、得体。

梁启超集中谈论“国民常识”话题始于1910年。当年2月，他主持的《国风报》在上海创刊，“常识”即成为一个中心议题。第二期刊载的《说常识》，首次对“国民常识”理念作了详细阐发。与此同时，梁启超又有了发起“国民常识学会”的计划，这个机构正是为实施其常识教育的设想而组建。

当时，梁启超提出编辑出版3种“常识”读物：第一种是“国民常识讲义”——用通信教授法，将必要之学科及其补助科编成讲义录，月出一册，两年完结；第二种是“国民常识小丛书”——将各学科中尤要者撰为显浅简易之短篇，每篇印成小册子，以极低廉之价颁布之，每月印三册以上；第三种是“国民常识丛书”——完备之专书，或著或译，出版无定期。

梁启超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一种，认为可以由此得到系统、完整的国民常识。不过，他所倚重的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从经营角度出发，却只钟情第二种，对第一种完全不看好。当时经费紧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的精力又集中到了时政，于是，毫无起色的“国民常识学会”至此被完全放弃。

尽管诸多计划未能实现，但梁启超对“国民常识”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其一生。首先，他定义了“常识”：“常识者，释英语 sense之义，谓通常之智识也。”他还为“常识”设定了两条边界：一方面，是人人必须具备的普通知识；另一方面，又是人人不可或缺的非专门知识。如果以教育程度标志，则大体相当于中学。

在梁启超看来，新式学堂固然是获取“常识”的主要渠道，但社会教育的功效也十分重要。而就当时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对社会教育的迫切需求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不过，1912年自日本归国后，梁启超的思路有所调整，逐渐加强了对青年学生进行“常识”教育的重视。按照他的说法，在舞台上活动的中坚人物已经无法改造，应“从后台下手改良”。

为此，梁启超从1917年转向以学术著述与高校讲学为主；1920年从欧洲归来后，更是决意以中国精神文化拯救世界，他所讲的“常识”也更多与国学发生关联，这在他1923年所作的《读书法讲义》中说得最明白：“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

他谈《大学》《中庸》，“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分，故今之学者，亦不可以不一读”；他谈《史记》，“2000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他讲到《左传》和《礼记》，也都称其为“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都应该阅读。梁启超认为，历史书籍是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尽管从前期到后期，梁启超的社会角色有很大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是启蒙意识，这也是他对“常识”教育一直抱有巨大热情的根本原因。

1929年，梁启超去世，郑振铎撰文悼念：“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30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任公先生》）

总体而言，从晚清到民国，对应梁启超从前期办报到后期讲学的人生轨道更换，其对“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也在逐渐改易：教育重心从社会向学校转移；施教对象由现在“社会中坚”中年人转向“将来社会中坚”青年学生；知识构成从偏重社会科学转向偏重人文科学，最终更聚焦到国学；讲学内容由国民启蒙教育，转向人格培养，后又再度调整为“德性的学问”与“文献的学问”并重。

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梁启超在文化选择上的由西向东，即从输入西学为主，转向回归传统文化。在欧洲目睹一战后的西方精神危机，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重组自信，不但由此开启了输入与输出同时进行的文化策略，而且经过西方科学方法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文化，也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