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因他留美回国后一直服务于清华，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长校之初，他就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校长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至今仍被时贤奉为至理名言，不刊之论。

梅贻琦这番话虽然是他上世纪30年代才说的，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四大国学人物是谁和谁，在20年代他担任清华教务长，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打交道期间，感性认识日积月累，金石之言早已话到嘴边。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1925年与大学部同时成立的。当时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是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此前，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已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所，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重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研究，可以减轻社会舆论对清华“洋奴学校”的责难。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吴宓被任命为筹备处主任，延聘既要有精深学养，又要有世界眼光的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正是据此标准得以设帐清华，传承国学。于是，梁、王、陈、赵“四大导师”集体亮相，辉煌过后，终成绝响。

“北斗”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任清华导师期间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一生撰述超过1000余万字。当时学术界公认为南有“泰山”章太炎，北有“北斗”梁启超。

就是这位爱用“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作演讲开场白的大学问家，在1914年11月10日演讲《君子》中，勉励清华学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子崇德修业，发奋图强，“异日出膺大任”，“作中流砥柱”。清华人遂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王国维：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英、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均有不凡贡献，国内外影响颇大。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王国维在研究院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等。

1927年6月2日，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诗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梁启超对自己的女儿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可惜因“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不幸弃世。春秋鼎盛，撒手人寰；个中缘由，自成谜团：“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谏阻”说、殉“文化”说，不一而足。

1929年夏，国学研究院师生为王国维募款修造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文。文中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认为王国维系为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死。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之一中国四大国学人物是谁和谁，江西义宁人。曾先后赴日、德、瑞士、法国、美国等国留学，具备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十多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在国学研究院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有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等。

陈寅恪虽留洋多年，手头并无任何一所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任教国学研究院，却以“教授中的教授”著称。学者冯友兰，当时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金岳霖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上个世纪50年代，学生汪奉命劝驾北上，请陈寅恪就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表示当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开一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实际上也还是为了求得一个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明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虽盲目膑足，晚年陈寅恪仍著述不辍，单是一部“颂红妆”著作《柳如是别传》，就耗去了他十年工夫。坐落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陈寅恪唐夫妇墓，右侧的扁形石上刻着画家黄永玉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棺论定，写照一生。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既当过“全美语言学会”的会长，又被人称作“中国语言学之父”，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博士，却改行当了语言学家。赵元任能说三十多种方言，外文不错。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在研究院，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是其第一大弟子。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建议把古代文献“译”成拼音。赵元任在1957年8月编了个故事《施氏食狮史》登在报纸上：“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举重若轻，不战而胜。这和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语文考试，陈寅恪出上联“孙行者”，要学生对下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赓续传统期待再现辉煌

清华研究院虽然仅存在短短四年，却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研究院四届共毕业74人，其中50多人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且导师言传身教，弟子奉行不渝，精神一脉相承。如刘节“文革”中以代替陈寅恪挨批斗为荣、蒋天枢暮年呕心沥血整理陈寅恪文集，草蛇灰线，伏笔早存于清华园中矣。

80年后，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第二次成立国学研究院。新的国学研究院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研究为主。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传统，以编纂刊物、丛书，举办讲座为形式。尽管“四大导师”已不能重现，学术神话无法复制，但人们希望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够赓续传统，再现辉煌,仍在情理之中。

（摘自4月11日《海南日报》，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