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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办于2003年，至今整二十年。二十年，对于一本杂志并不算历史悠久，但是对于一个人而言，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富有创造力的青春时光。二十年里，有人离场，有人坚守，祝福和期冀却一直没有改变；二十年里，我们以文学的方式，为时光印刻记忆，我们见证浮华的热爱，也见证真正的信徒；二十年里，许多人的盛时年华汇聚在此，成就了这本杂志的从无到有、到正青春的加冠之年。值此创刊二十年之际，我们特别推荐纪念文章一组，以回顾激情燃烧的创刊历史，以传承专业创新的办刊经验，以铭记——我们一起走过的二十年。

章德宁，职业编辑，编审。中国作协会员。供职《北京文学》杂志三十余年。前《北京文学》社长、《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主编。责编的作品有十多篇（部）获得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国家级文学奖；有数十篇（部）获市级文学奖和其他文学奖。

二十年前事

——回望《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

章德宁

惚怳间里，二十年已矣。

纪念《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二十周年，当溯其源。

曾有多位朋友问过我：坊间流传《北京文学》的漂亮女会计一个说法，上世纪90年代末，你们几乎连工资都发不出，真有这回事？我尴尬一笑：岂止呀，我们的狼狈事多了去了，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承天应时，更因人和，挟风掣雨，经历黄金时代。九十年代，文学星光逐渐暗淡，淡出普通人视野，文学期刊风光不再，期发数量锐减，动辄发行几万份已成昨日辉煌，普遍降至数千。《北京文学》亦从八十年代李清泉、林斤澜、李陀任主要负责人或主编、副主编的鼎盛时期，进入了浩然担任主编的时期。

我手上留存一张期刊登记表，1996年5月28日填写，那时我刚接手主持《北京文学》工作，记录了当时困境：办刊经费一栏，年财政拨款额16万元。不仅用于支付全员工资，还要支出杂志全部印刷费用、作者稿费——而上述开销总和，每月不过1.3万元，月月入不敷出，即使以当年物价水平，也相当艰厄。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一二十年过去，物价上涨数倍甚至十数倍，《北京文学》年度拨款仍为16万。叶枯千山瘦，绿水去何远，其时，国内兄弟文学期刊境况大同小异，直至编辑人员严重流失。至1996年，本刊员工已从80年代近20人，减至8人，其中行政、财务、司机、美编4人，文字编辑4人（含我在内，其他三位是兴安、张颐雯和刚出校园的硕士毕业生李静）。

时间穿过空间，历史承迎历史。

历史一瞬里，我们微不足道，却愿于困境中，坦然接受全部难度，拒绝平庸，以文学高地辛勤、虔诚、坚韧的打工者自期，卓然自拔以突围。领文学风气之先，立文学潮头之上，载文学精神使命，容文学万千气象——是目标，亦是理想。更因《北京文学》是老舍长期担任主编的刊物，是曾由李清泉、周雁茹、林斤澜、李陀等——我深深敬重的前贤奠定文学格致、优秀传统之基的期刊，其价值自觉、编辑伦理、艺术依据，应该薪火传承。

人力、财力虽然窘迫，却以过河卒子之势，拼力集合文学多元、博蕴、自由、开放、深醇、滂沛的元气，尽其意势。于是，仅1996一年，我们连续召开各种作者座谈会、读者评刊会、发行见面会等达13次之多，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座谈会、中青年作家座谈会、在京中青年批评家座谈会、北京新生作家座谈会……参会者几乎囊括在京所有最著名、活跃、有实力、有潜力的作家、批评家，从王蒙、汪曾祺、林斤澜、唐达成、李国文、从维熙、刘心武，到陈建功、莫言、梁晓声、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李陀、雷达、孟繁华、贺绍俊、戴锦华……纷纷与会（原谅此处不赘述所有人姓名，这是一串长长的、中国文坛最响亮的名字，有些已成故人，仍是中国文坛或为文、或为人毋庸置疑的标志）。每次会议，都可谓英秀云集，翘楚满堂。大家纵论文学发展文学名著 过年，指点文学现状，解剖写作病灶，亦直陈诸多办刊建议，无不古道热肠。时有语惊四座，时闻鞭辟入里，时见智趣盎然，热烈、诚挚、和谐之气，久久氤氲着我们办刊人的心。

其后的突围努力漫长，很多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1996年第7期开始举办“短篇小说公开赛”。时值短篇小说创作日渐低迷。我想，作为大国首都期刊、短篇小说重地——《北京文学》重振这一文体，责无旁贷。于是下决心举办短篇小说公开赛，并一改字数计酬的传统方式，首次以篇计酬：无论长短，每篇千元；而当年稿酬标准，不过千字30-100元。如是举措，盖因鼓励短篇精品。但于经济艰困已极的我们，不啻背水一战。整个活动所需稿酬、奖金共计三十余万，未向有关方面申请分文，全靠拉赞助自筹。靠熟人牵线，联系了一家外省乡镇企业。所巧对方厂名中有“新星”二字，正暗合我们倡导短篇、奖掖新秀的用意。冠名之事谈好，合同已签，电视新闻也播过了，对方却久不打款。为此，我曾三次奔赴山西，与该企业沟通、交涉，每一次都拉上几位作家、大报记者以壮声势。记者朋友也算得为文学舍脸陪友人，最长的一次，足足在当地滞留一周，所住招待所，距那家工厂不足千米，暴土扬尘的县城小路上，留下我们几个“讨钱人”的落魄身影。每日数度往返，街边屋下袖手闲坐的老乡，对几张陌生面孔，由好奇到见怪不怪。倒是我们，互相打量愈见落拓的同类，还有心调侃和自嘲。各种办法想尽，对方终于兑现大部分赞助款，立即得胜回朝，喜滋滋地给各位作者发稿酬、奖金。

赛事历时两年多，收到参赛短篇数千，发表上百，风格多样，流派迥异。前文化部长（王蒙）、日后诺奖得主（莫言）、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有作品参赛，更有短篇圣手（林斤澜）、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加盟，王安忆、王小波、苏童、刘恒、迟子建……一众高手以其力作参赛。其间，我们两次邀请京沪两地作家、专家、学者、批评家和新闻界人士座谈，深入研讨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和写作变迁。前任主编、以短篇写作名动天下的林斤澜，尤对《北京文学》关注短篇的做法鼎力支持，亲自代为奔走呼号，主动邀约汪曾祺、唐达成、叶廷芳等著名作家参与。此次赛事，于文学不甚景气的90年代末，引起广泛关注，多家报刊给予报道、转载作品，《北京文学》一跃成为当时转载率最高的文学期刊。

1998年，《北京文学》率先提出了“好看小说”概念，开风气之先。那年春节前，我照例前往多位作家府上拜年。聊到小说现状，陈建功等感慨时下小说不好看，与我 日 常编辑工作中的感受不谋而合。于是，杂志社于当年6月底7月初，分别邀请年龄段、写作风格有别的作家，分三次召开座谈会，共同探讨“好看的小说”，并刊发有陈建功、毕淑敏、刘恒、莫言、余华、刘庆邦等多位作家参加的“‘好看小说’大家谈”，并于第9期发表本刊编辑部文章《我们要好看的小说》（由年轻编辑李静执笔）。同时辟出版面，专发“好看的小说”。“好看小说”讨论的影响还波及海峡对岸，台湾作家张大春主动来信参与讨论。“好看小说”概念的提出，震动文坛，成为长久话题，且沿用至今。

1997年，有感于娱乐节目排行榜多姿多彩，我遂想到文学也应有排行榜，于是有了之后与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活动。此后，有不同单位主办文学排行榜活动，而《北京文学》作为首倡，被称为中国文坛“首开先河”“惠泽文坛”之举。

值得回望的还有：1997年第11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一组随笔。那是一个周末下午，轮到我在市文联办公大楼值班，我抱了一堆要终审的稿子边值班边看。邹静之的散文《女儿的作业》，从语文作业入手，痛陈教育时弊，引起我注意。我感到，这一话题，系社会现实急务，普遍意义极强。随即在值班室打电话给中学语文教师王丽，约其写对语文教育的思考。以前，她曾就这方面问题与我有多次交流。不久，她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竣稿，与邹静之等人文章一起，刊于第11期的《世纪观察》栏目。这一组三篇文章，抨击了思想僵化、禁锢学生创造性思维现象，引起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数十家媒体予以强力报道，小崔主持的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作了专题节目（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面对脸色黧黑的小崔）。王丽也作为嘉宾上了那次《实话实说》节目。此后——2001年9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语文教育大纲》，推动了考试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北京文学》的影响力也由此超越文坛，受到各界普遍赞誉。

那些年里，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事件”还有：《北京文学》参与主办著名的“盘峰诗会”（1999年）；刊发56位青年作家有关“《断裂》”的答卷（1998年）；开设《世纪留言》栏目（1999年），向海内外华人约稿，巴金、季羡林、张岱年、钟敬文、刘恒等50位作家应约留下了他们的世纪留言。多家报刊予以转载。这些留给历史的宝贵文字，浓缩了一个世纪的激情、热血、沉重、智慧和思考，如今读来，弥足珍贵，感慨唏嘘。

其时，《北京文学》除贡献了精彩纷呈的小说，深衷浅语、涵远不尽的随笔散文、诗歌，更将或纤致、温婉、恢廓、质朴之艺韵，寄寓深刻人类命运的怆怀与大爱。其中，刘恒的中篇小说《天知地知》（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7年），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家喻户晓；李鸣生讴歌中国科技英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1998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一俟进步，当思进陟以临远。《北京文学》拓展视野，取大文化为依，意在智识营养、思想气象，先增《世纪观察》《百家诤言》栏目，发挥文学的关注现实功能，同时鼓励多元、健全、坦诚的文学批评；之后，续添《今日写作》《人物》《思想者访谈》《参考》《声音》《记忆》《旧闻新读》……栏目，令读者耳目一新。《北京文学》成为期刊界和读者关注、研究的对象，并被誉为“一本最有良知的文学期刊”。 回想起来，至今依然感慨：我们才几个人啊，却干了那么多事情！

世纪之交，《北京文学》因应回归“纯文学”之路，跨入新世纪，进一步全面改版，面向市场，调整内容。然生存与发展，仍为两大难题，如悬针在背。1999年，自筹资金已达41万，仍是捉襟见肘。极端时，发工资亦有困难。经费缺口转化为每位员工创收指标，编辑完不成只好适当罚些年终奖金。作为社长，我必须自领其责。见过电视剧里的拼酒故事，豪赌到最后，一杯酒一万块钱，最终得偿所愿。我没有那么幸运，虽然也曾放下矜持，故作江湖豪迈，醉过、吐过，常常几番拼下来，敲定的不过一两万，甚至区区几千元。文学期刊发行量低，没有什么广告效应，答应赞助的也多是小企业，且常是出于熟人情面。希望有一笔大援入账，很难。替刊物外出找钱，我坐过企业的小蹦蹦车，住过厂长的办公室。母亲去世才四天，强忍悲痛，我硬撑着去与一家企业谈合作。一次，市文化系统领导来我刊调研，我结束汇报，老领导们刚走出半地下办公室大门，就有同事进来笑着说：“你今天可立了功了！”我不解地问怎么了？他说你把老同志们都快说哭了。其实我没有故意卖惨，只如实说了我们的困难。这就是选刊创刊前的日子，也知何以有重新创业的选择。临绝境以重生，只有背水一战！

如何既保证文学期刊品质，又有较好发行量？仅在刊物内容、栏目上做出调整，可能产生整体性突破吗？上世纪末，我即萌生多种设想，最后方案逐渐清晰：由《北京文学》月刊，改为上下半月刊，是提高市场占有率、快速扩大发行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有效策略；而最终确定办这本中篇小说选刊，系2002年10月事情——参加福州举办的全国书市之后。我和发行部主任小应参加书市之余，又去了一个街边卖场。印象直观，也令人警醒：食品、日用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占据门口显著、最佳位置，这类普通市民常用物品的销售摊位，占了整个卖场百分之九十以上；报刊杂志挤在最远旮旯，只占三几个摊位，光线阴暗，所售多是通俗读物及畅销书，纯文学读物和文学期刊只有寥寥几种。这就是文学期刊的真实处境！决心亦在此时下定：为了赢得生存发展空间，做大做强，延伸品牌，快速提升我刊整体影响力，并综合考虑现有资源以及《北京文学》原有宗旨、定位，唯有再创办一本刊物——《北京文学》的选刊。

首先，需要解决刊号管理和资金问题。从起草相关报告，到申请创办经费，必须亲力亲为，速办速就。同时寻找各种机会，向各相关部门、相关领导、相关人员面陈创办选刊的意义及可行性，求得各方援手。所幸，作为大国首都、首善之区，市文联、市委领导和上级有关管理部门给予了明确且有力支持，市委、市财政领导对《北京文学》工作十分关心，曾数次来我们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调研。很快，协调了刊号解决办法：上半月刊为原创版，即原来的《北京文学》，现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下半月刊为选刊版，即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又一次性拨付了充足创刊专项资金，使选刊创办工作得以尽快上马。此后，以选刊创办为契机，市财政增加了对《北京文学》拨款，并将选刊创办资金纳入固定年度办刊经费，且按物价上涨指数逐年递增，专款专用，直接划拨《北京文学》。自此，我刊彻底结束“文学乞儿”的尴尬处境，摆脱“有偿文学”的无奈和难堪；自此，再不用摒弃自尊，四处求助，八方乞援；自此，终结了刊社人人要拉赞助的年度考核指标，使办刊人心无旁骛，得以专心办刊。至我2008年退休，年度经费已为当初的数十倍，是谓文化峻举，亦见出经济形势快速好转、国家更加重视支持文学事业。此乃后话。

于仓促中，创刊工作紧锣密鼓：自2002年10月由福州书市回来，到2003年1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号面市，仅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从递上申请报告，到办刊人员调集；从稿件内容、栏目、版式、封面确定，至校对、印刷、出刊、宣传、发行，尽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没有办公室，便在市文联宿舍楼租了一居室，位于六层。我则在同一栋楼半地下室办公，在那间照不进阳光的房间，我总共待了十六七年。时有来访作者感叹：没想到，这么有名的刊物，是在这样的地方办公。我每每回告：习惯了。半地下室里，并不妨碍办出一本好刊物。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时，期刊市场上的文学选刊已有天津的《小说月报》、中国作协旗下的《小说选刊》、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等，办刊多年，发行量较大，享有很高声誉和知名度。只有办出个性、差异、特质，出其未趋，独辟蹊径，才有自己的市场。唯有形质独特，才有存在价值。此实重大，攸关生死。

用原创精神办选刊，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同时，借鉴办报方式：加强选题策划，抓热点、焦点、要点；借鉴编书方式：专题化、专刊化。

2002年12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下简称我们选刊、我刊）创刊号（2003年第1期）如期出刊。甫一面世，便成黑马，独步期刊市场。我们努力突破传统模式、思路，力求找到独有的栏目组合方式和版面语言。我们不满足于仅从当月文学期刊中遴选最佳中篇小说，亦期不仅内容丰富、鲜活，又有文化厚度，既能面对市场，又有明确人文关怀，既力求艺术的经典性，又注重现实的精神参照。于是，除主位中篇小说以外，还设置了其他栏目：

《文本典藏》。创刊号上，收录的是周恩来、陈毅、瞿秋白三人早期小说。此后，还陆续刊发了《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主凯尔泰斯作品选》《英国旗》等。从一个主题出发选择组织作品，范围不限于新作，突破选刊仅发原创期刊当月所发作品的限制，并通过规划主题，更好体现编辑的人文意图、象外之象，以获得更大意义空间、自由度。诺奖新得主作品的选发，则开创了选取外国作家作品的思路，拓宽了选刊视野。之后，还以主题专辑形式，介绍早期国外科幻小说、侦探推理小说、情爱小说等代表性经典作品，很好体现了我们选刊的典藏性。该栏目中，还独出心裁地推出“名家点评名作”，重新领悟经典，即每期邀一名家，点评一篇古今中外的经典小说，并在文中亲笔批注，刊于边栏。莫言、刘恒、刘庆邦、阎连科、林白、潘军、林斤澜、史铁生、徐小斌等近二十位著名作家悉数尽致。

《人物与事件》。首发即是转自台湾《联合文学》的《普希金的秘密日记》。此后几期，该栏目刊发的还有高英的《流放岁月——艾青夫妇的爱情生活》《大作家自杀之谜》等。

《东张西望》。这是作为刊中之刊的文摘栏目。选发一些可读性强、信息量大的历史掌故和文坛信息，要求高密度、多信息、大视野。在互联网未至的时代，读者无疑喜读这些精心挑选的资讯。莫言就曾说，他很喜欢读《东张西望》，每看我们选刊，先找这个栏目。

版面设计，曾于边栏采用与正文内容相呼应的哲理漫画，以及别出心裁的“我说”（展示作者自道）和“他说”（展现评论家言），三言两语，画龙点睛，形成一种互相关联、水乳交融效果的独特设计，成为文学期刊之林中一个独特亮点，辨识度尤高，鲜明、强烈地体现了我刊“人无我有”“不可替代”的特色。

根据读者需求、市场反馈，我们不断对栏目、内容进行调整。《金口玉言》是作家之间的互动栏目，特邀国内著名作家、批评家，从我刊当期所选中篇小说中选择一篇，予以分析和评点。林斤澜、陈建功、刘震云、陈思和、从维熙等，先后在此栏目中贡献过真知灼见。

之后数年，还有定期和不定期栏目。如：“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力推当代精品佳作；“现实中国”——尤其强调现实关怀； “岁末拾遗”——顾名思义，年末回望，自检自省遗憾、遗漏以补救；“探索”——鼓励具有实验性质的小说，这个栏目选发过残雪等作家小说。“特别推荐”——不拘泥文体，凡引起社会关注的优秀作品，力求第一时间荐予读者。刘震云的《手机》、袁劲梅的《忠臣逆子》、巴别尔的《骑兵军》，以及杨显惠、刘庆邦、周国平的非中篇小说之作，都在此栏目中推出。这样自设难度，实是不留退路。我们每期都在自问：读者还需要什么？还能提供给读者什么？急读者所需，共社会脉息，诚如我刊当年的广告语：“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我快。”这既是目标，更是承诺。

为了这个承诺，我要求同事们，无论作者是名家还是新人；无论原发刊物是名刊大刊，还是无名之璞的地方刊物；不论作品登在原发刊物的头条抑或末尾，都要一视同仁，认真细读。这些，成为我刊工作原则，为大家信守。或许，不少当年的未名作者，受惠于我刊这项原则。记忆中，我刊选用原发刊物非头条甚至末条稿，不在少数。不人云亦云，不媚名家，不薄新人，是我们选刊持之以恒的选稿标准。不仅有助推出文坛新秀，也避免选稿重复——比之兄弟选刊，我刊重选率是最低的。我们还将目光投向网络小说以及出版社的小说集子，沙里淘金，不论仰观或俯视，唯拓宽视野，才能减少错过佳作，避免遴选雷同。

“人有我新、我快”，相同选目，必力争“第一时间”，在诸多选家中最先刊出。这种种工作要求，无疑苛刻，增加很大工作量，不啻自找麻烦。我和每位选刊编辑一样，每月阅稿量都达上百万字，休息时间常被侵占，节假日亦然。但所有这些努力，读者发现了，同行肯定了，越来越多人称赞我们选刊“是一本从内到外用心办的杂志”。

为快速提高作为新创刊物的社会认知，我们时常随刊发放读者调查表；在潜在读者群中召开座谈会，邀请读者评刊；跟踪统计固定销售点每期销售情况；通过经销商了解读者反馈……去外地开会间隙，我曾连续几天和发行部同事一起文学名著 过年，像市场调研员或是推销员那样，去闹市、街头、报刊亭旁发放读者调查表。也曾和发行部小李暗中竞赛，看谁发放、收回的调查表多，实地体会了被路人侧目和白眼的滋味，尝到被不断拒绝的尴尬，也在屡败屡战中总结出容易被人接受的窍门。几小时下来，我收集到的调查表竟然最多。之后很多年，每在街头见到某个品牌或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常会停住匆匆脚步，尽己所能回答他们的问题，盖因想到了类似情境下的自己。

我们还在不同阶段做选刊分析报告，了解同类选刊与我刊之间的特色、差异、优劣，为我刊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当年我们的分析报告涉及问题有：各刊重选的篇目、重选率、从选稿思路（标准）、栏目设置看其办刊宗旨的区别，等等。分析结果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特性。独特，才有出路；独特，才有价值；独特，才能从已有选刊中脱颖而出。读者调查分析报告，则在持续进行读者调查的基础上做出。调查表设有读者年龄、收入水平、阅读目的，以及学历、性别、职业等诸多方面问题，从中了解我刊潜在读者定位及需求。这样的调查分析报告，即便二十年后来看，仍见出很强的专业精神和现代办刊意识。

多种方式收到的读者调查结果，对本刊的总体评价，“很好”，占87%；“一般”，占12%。看了前几期，是否还想再看？回答想再看的，92%；不想再看的，3%；未回答者，5%。对本刊栏目设置、封面、装帧、版式，读者也给出具体意见和热情建议。

选刊创刊翌年，我们又精心策划“有奖征集广告语”活动，吸引广大读者参与。数千来信、上百广告语，无不表达了对我们选刊的高度肯定和喜爱，称她“比书籍更广阔，比杂志更深厚，流行中的先锐，典藏中的精品。”“篇篇中意，月月深情”；“风光无限，一览人生”；“采撷中篇小说最新力作，创造典藏文学中国”。同行中亦有反馈：《青海湖》杂志副编审唐涓说：“复活了小说最本性的气味，精致、耐读，让人看得发热。”《长江文艺》负责人胡翔说：“看月报，知筚路蓝缕但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摸到石头，淌过奔涌在面前的大河吧。”《阳光》杂志负责人刘俊说：“独具匠心的选本，清新雅致的版式，精美大气的装帧，无不显示这月报的品味与追求。”……读者、同行的肯定、高情厚爱，是对我们的最好回报。

2004年秋，为深入探讨中篇小说现状及纯文学期刊前景，我们成功发起并主办了全国中篇小说年会，参与者有国内三十余家原创文学期刊、选刊的负责人，并有作家、评论家、媒体记者，总计60余人，谓文坛盛会。与会人员交流办刊经验，纵论中篇小说话题，围绕“好看小说”内涵、界定及实践，各抒己见，崇论闳议。

会上，大家对我们选刊办刊宗向、思路及选稿眼光、标准予以肯定。著名编辑家林建法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办非常及时，同时也有自己的标准。批评家、期刊研究者黄发有说：在众多选刊中，《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品的重选率最低，它不走名家路线，重文不重人，注重作品的现实性和艺术性。《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认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不仅小说选得好，开设的一些栏目也有很大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每期都有值得看而且是相当好看的小说。此次年会，增进了我刊与各原创文学期刊和兄弟选刊的感情，深入研论了时下的文学问题，多家重要媒体和网站不吝版面予以报道，遂使我刊影响大增。之后数年，中篇小说全国性年会，我们还发起主办、合办（与《福建文学》）过两次。我们选刊、我们《北京文学》的影响力，已远远大于1+1=2。

2005年，许多作家写来对《北京文学》两刊的祝辞，如今重温，是为感念，是为激励：

王蒙：以北京之大气，塑文学之风姿。

冯骥才：刊物中年，目朗思鲜，声远天下，功在文坛。

曹征路：读者的朋友，作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

李小雨：在前门楼子下编刊物，眺望世界，也被世界眺望。

周大新：将无名者推上文坛，为小人物送去慰藉。

阿来：在文学刊物大面积委顿的今天，《北京文学》却能逆势而上，折腾出眼下这样一个热闹局面，可喜可贺！

……

年与时去，白驹过隙。当年同用下半月刊方式面世的文学刊物，今日所剩几何？我孤陋寡闻，但听说不少是在第二、三年就淡出不再了。而我们的选刊，今天正在隆重纪念创刊二十周年……

今日《北京文学》，员工已增至二十来人。办公室早从我待了十六七年的半地下室，迁至市文联办公大楼，窗明几净。当时的年轻人，多已成长为杂志骨干，位列主任、总监、副主编，年富力强。

二十年去如一日，说回望，已是萧萧两鬓霜。记忆中兀立的，是攘臂抵掌、砥砺以共的编辑集体。我们曾激情澎湃、活力四射。我们曾畅所欲言，心无芥蒂，灵感冲撞。最难忘，一个好创意的偶得，一个栏目构想的成立，一个周密策划成功实施，一句精彩广告语句诞生，一篇佳作发现，甚至，素不相识作者来电，说了几句肯定的话……我们就会眼睛发亮，得意洋洋。其实，支撑我们的快乐，就是这么微小、简单。对选刊开创集体中的每一位，我心存永久的感激。这里，我想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关圣力（初期无美编，独特的边栏设计即出自他的匠心）、萧夏林、朱吉余；还有作家、摄影家鲍昆和他的设计公司，创刊初年，选刊制作幸由他们鼎力完成；之后加入的潘岗、作家李浩、漆玉新、杨福华；还有初出校门、今天已为选刊负责人的王虹艳、编辑吴晓辉、黑丰、章颖。

感谢《北京文学》给了我人生中这样一段经历。感谢我的同事们，曾经共度一段为文学而忘我的火热生活。如今回望二十年前事，既是对一本刊物的纪念，也是对一段生命的纪念。

2023年6月8日